工業大廈需要的是「美化」，還是「活化」？

工業大廈需要的是「美化」，還是「活化」？

工業大廈活化政策美其名是為加強創意文化產業發展，但是稍加留心不難發覺活化計劃的得益者卻非本土藝術創意人才，而是極具生意頭腦的地產商賈。原因很簡單，此處的「活化」並非去維修保養殘舊工業大廈，卻是指「美化」：將它們以文化之名化粧成為高檔的消費品 ，SOLO正是一例。4千元的尺價，對於無數的藝術工作者可謂觸目驚心，面對這個叫價不得不反思工廈的活化，究竟是為了吸引已經早已享譽國際之主流藝術團體進駐香港，抑或是去培養本地的文化產業，甚至關注那些主流圈子以外，充滿生命力的非主流藝術？答案十分明顯，一如西九龍的策劃，政府鐘愛和關注的是前者，而非本土佳品。這是很悲哀的，因為一個自誇國際都會，卻只懂得跟隨主流文化的城市，和欠缺深度思考能力和改變現況的夜郎並無二樣。

工廈活化和目前內地的藝術熱潮並非無關。近幾年期，藝術品風頭正盛，不少當代作品皆以天價成交，而且還有很多藝術村發展得極具規模，直接帶領了地區發展，比如聞名遐爾的北京藝術園區、宋庄藝術村等皆成了旅行必到景點。向來短視的特區政府被這股價值天文數字的藝術風吹得頭昏腦脹是可理解的，但是將藝術文化村的概念，在忽略其歷史發展維度下照辦煮碗地移師香港，欲在藝術熱中欲分一杯羹卻是可笑和無知的。

暫且放下藝術村是否遠離藝術本身的問題，以宋庄為例，這裡的緣起正是一群沒有能力支付城市高昂租金的藝術家，在城郊自發製造一片天地的故事。城郊村屋與空置工廠一方面提供了相宜的價格，使藝術工作者能夠毋須為保頭上之瓦而形合大眾口味，只須專心個人創作之外，另一方面貧乏地區本身同樣是創作動力之源，畢竟創意源自強健之精神，總是在物質生活貧乏之中才能得到造就。宋庄給予的啟示是帶動藝術文化村崛起的應該是藝術創作者自發的行為，而非政策的推動，更不應該是來自官商利益糾纏不清的政府之手。

如果文化及創意產業是香港長遠發展定位，那麼真的務請政府摘下短視和唯利的眼鏡，聆聽業界的意見，重新檢視藝術文化政策，確保香港不單止有能力招來國際創意藝術團隊，更是培養本土文化人才的土壤。否則，怕只怕空折騰後，甜頭吃不了，還拖累一群願為藝術獻身之朋友一起焦頭爛額，再次成為國際笑話。

「反(o靚) 模」的病毒營銷

病毒營銷( Viral Marketing) 是一個新興的營銷策略，它的概念一如名字一樣，和病毒 (virus) 的生存方式有著莫大的關連。 故此，要理解病毒營銷必先要有基礎的病毒認識。

病毒是很神秘的生物，沒有呼吸、進食、交配等的生物本能，它彷彿只是一個基因資訊的載體。引發感冒、禽流感、豬流感都是病毒的禍。當病毒接觸身體內的細胞時，基因資訊便會注射進細胞之內，病毒基因的複製便馬上進行。一段時間後，受感染的細胞便成了數千數百的病毒溫床。當細胞承受不了而爆裂時，一群病毒便乘勢而出。最可怕的，病毒內的基因資訊，還可能在複製過程之中變化，而變成抗藥病毒。接觸細胞的，通常只是很少量的病毒，可是卻能誕生出最以致命的數目。病毒營銷，就是形容資訊 (information )像病毒複製基因一樣的傳遞方式，而這方式與網路社群的興起有莫大關連。

近來有一個非常好的例子說明這營銷方式，就是在Facebook上的反(o靚) 模的社群。先別論(o靚) 模進入書展的好壞問題，「反(o靚) 模」是一種資訊或者價值觀，亦是病毒中的基因，當第一個有關這種價值的社群在Facebook 社交網站成立時，就是意味病毒的資訊已經注射在網絡這一巨大的細胞之中。一如基因資訊，「反(o靚) 模」的資訊便快速地在互聯網中自我複製、甚至變異，因此出現了更多的社群和聲音，由最起初的抗議，漸漸出現了要求她們滾出書展、甚至隔離、絕食等越加激進的行動。可是，病毒營銷的特點是缺乏發展架構，而且亦不存在領袖的角色，故此發展的方式自由度非常之高，甚至會漸漸偏離了原意。這亦解釋了為甚麼(o靚) 模之一的Lavina跟「反(o靚) 模盟主」張振海會面後，縱使張氏軟化，仍不能夠撲滅書展反(o靚) 模之火。因為，即使張振海是將資訊注射進細胞之內的第一病毒，也不過是茫茫病毒群中的一個無名氏(anonymous) 。

在生物學上，對付被感染的細胞，往往是依靠白血球把整個細胞毀滅。在現實中，有鑑於病毒式資訊傳遞的恐怖，因此不難理解部份政權視網絡為頭號敵人，不惜重本訓練大批網絡警察時刻監察互聯網社群活動，甚至必要中斷或剷除網站的原因。畢竟，進入了網絡世界的資訊，就是擁有了生命的資訊，懂得自我延續發展下去。這是病毒恐怖的地方。

陰陽怪氣的政府

Male 和 Man，就像中文的男人和剛陽一樣，從都不是同義詞。前者Male，是指男性，是天生和不能選擇的；可是後者的Man形容的可以是一種氣量，表現來的強桿、決斷等的剛陽性格。因為概念不同，剛陽並非男性專利 ，像已故歌手梅豔芳，為宣舉正義而策劃黃雀行動；冒險家李樂詩博士，為了環保而四出奔波，也是一種「很Man」的表現；同樣，男性並不一定要是剛猛的，帶點陰柔卻又另一番的細膩。可是，最可怕遠看雄糾糾，近觀卻諂媚無比的，怪裡怪氣的一群，像特首和他的班子。

最容易察看一個人的修為，就是看他面對窘境的應對。曾生在被社民連三子離場後，借用身份特權發讓表肺腑之言正好是一例。面對攻擊，正常情況下不外三個選擇：一，放下身段與理智，跟他們硬碰，對質一番。雖說這是低情商(EQ) 的處理手法，但卻能挽回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弱勢形像；二，運用幽默自嘲化解危機，正如政治家丘吉爾或是尊稱為幽默大師林語堂都是出色的例子，可是這個方法需要一定的機智與思辨，絕非思想緩慢者能彷效。因此如果不願放下身段來個硬碰，又沒有足夠的機智去幽大家一默，還有一個選擇：沉默，適當的沉默正正就是曾氏班子常掛在口邊的包容氣量，面對議員的謾罵卻一貫沉默，故作思考的樣子，縱然之後態度照舊也能突顯出了為政者的寬容。可是，三個方法都沒有接受，反而在三子離場後，會議完結後才發表自己的肺腑之言，即便是言之有物，可是形像已和被欺凌時卻不懂反抗的小孩，只敢在惡霸遠離才方敢大發牢騷，指天罵地一番一樣了。在港式潮語中，這叫屈機，難看之極。生理上無可否認是Male，態度上卻非剛又非柔。

一個政治領袖不一定要是剛陽剛猛，恰當的陰柔和采協也是必需要的，問題是在於剛陽與陰柔的分野是置於甚麼位置之上。負責任的領袖，陰柔一面應是面對人民，用村上春樹說話就是站在雞蛋的一邊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an egg) ，而非商賈權貴的一旁，更不是見風駛利，屈服於「夠惡」和「夠大聲」的一幫之中，當一個欺善怕惡的小嘍囉。可是，在現實中，像年初的泰國旅客滯留危機180度態度轉變；只懂看權勢眼色欺壓菜園村的小菜農；策劃煽情的正生書院搬遷咨詢大會；71前的紀律部隊示威危機及以至最近的大紫荊勳章的親疏有別等，都顯示著曾生及他所領導的政府，只是銳意是站在堅璧之上，還要惟恐站不住腳而不是搖頭擺尾，便是故作可憐委屈。這一種欺善又怕惡，不陰不陽的政府叫人可怕，也叫人失望。

一切從狗說起

所有事情必須放在連貫的思考之上，討論獨立的存在事情往往意義不大，正如內地新出爐的《廣州市養犬管理條例》，俗稱的「一狗政策」是否只是整理市容這麼簡單。一項政策的出現就是意味一項權利的損失，「一狗政策」損失的就是養育寵物及自行管教寵物的權利。權利和妥協的平衡是組成和諧社會重要關鍵，可是人總想要更多的權利和自由，如何能夠將剝削合理化，使大眾願意妥協，甚至微笑着將手上權利奉上，成為當政者必須學習的課題，也是執行管治任務的重要關鍵。污名化是一個很常用的公關伎倆，長時間地宣傳和無限地放大壞處，總是能夠引發社會的不安。恐懼的機制因此便能自發運作，矛頭自當順勢落在醜化之物上，「一狗政策」運作的亦是同樣道理。

將狗化身麻煩之源
《廣州市養犬管理條例》的基礎簡而述之就是狗是麻煩之源，牠們會隨處便溺、會滋擾鄰居、傷害孕婦、小童和長者……因此民眾沒有能力控制，必須由政府帶頭管理。這些基礎全都命中了被騷擾一群，刺激着反狗的情緒，更重要是將本身應該針對的流浪犬問題轉移到所有的狗身上，包括家犬。在被狗隻咬傷的數據、民眾與狗主的爭執情況等負面渲染下，激動了的情感會蓋過經驗理性，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無緣無故被狗所攻擊呢？是家犬還是流浪犬？為甚麼不進行狗主的公德教育而要用管理方法？狗成功被醜化。

被管的是人不是狗
可是，另一問題就是為甚麼食物、治安、貪污等直接影響民生的問題，必須讓路於狗問題上？為何要如此高調處理？專權社會其中特徵就是要透過管理善惡概念的分野，來控制市民的生活喜好習慣，只有如此才能確保管治者的地位及權力的神聖，可是在資訊發達的今天，單純的指鹿為馬成不了事，除了出色的公關技巧，更圓滑的行政方法同樣重要，例如從小處着手：相對於其他生活自由，養寵物是「行之有餘」的喜好，因此實行寵物管制的阻礙始終有限，卻能有擴大的效益，就是使大眾習慣於在「管制」下安靜生活。畢竟，一下子吞下生活的選擇權利幾近不可能，但是如果從不起眼處着手，像白蟻一樣慢慢剝蝕總有土崩瓦解的一天。因此「一狗政策」管的是人不是狗。

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有一個小場景──執政者起初以瘋狗症之名獵殺城內狗隻，真實目的是為了讓社會習慣殺戮，為日後的革除異己打下基礎。希望這只是小說橋段，而不是一個預言。

殺人的教育

如果有一這麼的一個選舉，選擇最堅守信念的政府部門，在看過申訴專員公署的報告後，我會不作他選地將手中一票投進寫上「考評局」的票箱之內。因為在眾多出爾反爾、借故推搪、集體失憶的芸芸部門中，只有考評局一直真誠、真正地以行動實踐了香港教育政策的核心宗旨。

這個宗旨不就是在電視廣播至成了學生成績不佳的開脫口號——「求學不是求分數」。讀書入學是為增知識，公開考試只不過是給學生作自我學習評價的機會，省思一下自己有何不足，如何改進等。因此同學毋須執著於成績單上的AABB，大家也毋須過於神聖化那些無謂數字。考試只是自評的工具，除此外並無其它角色。為了貫徹加強這「讀者為己」的精神，考評局甚至在試卷的制訂以至評改以極其馬虎的態度作和應，反覆強調一切皆是遊戲一場，無須深究，亦無謂追究。

現實是，香港教育制度無論在現在情況抑或是快將來臨的新高中，卻是以考試作為基礎的設計單位，教書讀書只是依照一個概定的考試範圍策略進行，而且考試的存在不是讓學生了解自己，而是逼使學生將自己變成麵團，硬磞磞地擠近考試範圍的曲奇餅餅模中。考試成績與其說是屬於學生自己，倒不如說是屬於社會去標籤學生，拿著不同成績就意味著不同的質素製品，是來自丹麥藍罐、還是深圳山塞貨。不同製品，就是不同身價，換言就是影響學生的一生。即便是政府工作，哪怕是應徵者有創意、有頭腦、行事機警靈敏，可他符合不了公開考試的最低成績要求，入職門檻頓成高不可攀的台階。紛紛攘攘過後，諷刺地問題，卻來理應最為公平的餅模上。

餅乾不好吃，可以棄掉。可是現在談的是影響學生一生的責任，作在制度的維護與監督者的考評局，是否要以最虔誠的態度，去除「人總有錯」的無聊藉口，認認真真地處現肩負這神聖的責任？

其實看見了申訴專員公署的報告，不免有點心寒。報告是揭露了考評局的荒唐，可是問題已非一朝一夕。無數的年輕的生命在放榜後，受不住打擊而踏上不歸路，這些靈魂有多少是出自考評局茍且之手，誰又能為他們招魂？

好一個有肉不吃的刁民！

有個有趣的故事，話說有國家的一條鄉村飢荒嚴重，百姓臉如菜色，官員看見這樣的慘況，便和一些孱弱的村民上宮面聖，祈求皇恩浩盪。在宮殿上，肚滿腸肥的皇上，看蒼白猶如小白菜的村民，劈頭便問如此他為甚麼瘦弱如斯，還要衣衫襤褸，成何體統？ 村民答：「聖上，饑饉耶！菜也沒有得吃耶，體諒點吧！」皇上龍顏大怒，說「好一個駁嘴刁民！朕好歹是皇上耶！沒菜吃，怎不吃肉？把他拿下！好一個吃菜不吃肉的刁民！」可憐的村民無奈地關在獄中。

看似簡單的笑話，其實說的就是價值(value)差異以及感知 (perception) 相異的問題。皇帝衣食無憂的環境，可知民間多疾苦？如果村民可有肉吃，又怎會飢餓如斯。同樣，一個亭亭玉立的女孩有人教導她更好的謀生方法，又怎會自甘墮落紅塵？誰不知紅多風險？可是，身於上流社會的法官大人，看不見女孩的背境故事，只是憑衣著打扮，以及她的墜落，肆意公開人身抨擊，這個官威十足的大人與小故事的皇帝何其相似呢？彷彿缺乏同理心就是官人們的特質，天真的以為一個受過紅塵的殘酷歷練的女孩，依舊能守住社會喜愛的天真無邪心靈，理應一出庭便含淚低首懺悔，她卻公然對衡，因此法官用刻薄用言語抨擊自當理所當然，畢境女孩已出賣肉身，又何須顧及她所謂的尊嚴？這正就是現代版的「吃菜不吃肉」，用上流價值攻擊弱勢生活的典型故事。

官人啊，可知她所走的是怎樣的痛苦之路呢？在繁花似錦中生活的官人，可知道的紅塵生活是如何悲哀危險，若幸運之神對這個可憐的女生稍一不留神，讓她遇上變態之徙，她更可能香消玉隕，死無葬身之地。官人啊，在你夜夜安寢時，可有空閒餘力幻想和陌生人共床的生活是如何可怕，如何消磨人的生存意志，何等的絕望嗎？日出對尋常人可能是平常之至，可是對像這個女孩一般的社羣，看得見另日出是幸運之神的額外關懷，可是同時又是另一天絕望生活的開端。這種矛盾生活，誰能體味？

聽見大人的措詞，不得不反省拘捕女孩的原因，究竟是以合理懲戒方式來透過拯救女孩，免得她繼續沉淪以至回頭無岸，抑或是只是一時意氣難吞，遂將勢弱的她變成大眾娛樂，嘲弄一番？可是一如無數人的錯誤觀念，女孩賣身雖不合道德，可是她賣的不是尊嚴，官人又何須如此涼薄？用女孩的僅有的尊嚴，搏公眾席一笑，茶餘飯後一兩天的話題，未免過是太過殘酷吧？

陳官人說自已當過教師，幸好他自覺地放棄教育前線工作，免得粉碎年輕人自尊，說起來也算是種公德。

一個只有輸家的棋局

據說，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前，曾望向天空說了句「請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些甚麼。」耶穌固然是眾人行兇的受害者，但眾人在無知下釘殺耶穌，又何不是同樣的可悲？所以無論是行兇者，抑或是受害者都是在這個故事中只有輸家。

撇除宗教，深水步的悲劇又何嘗不是一場只有輸家的慘劇？一個精神病患者病發行兇，落得終身背負殺人之名；小孩衹想愉快嬉戲，卻命喪亂刀之下。倘若有足夠的社會大眾以及患者有足夠的支援及診斷，結果很有可能並非悲劇收場，可是世上並沒有如果。所以在哀痛兩個寶貴生命的掉失之餘，其實亦需反省為何精神問題所引發的慘劇，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顯然治療診斷在受成本所囿下，是有不足處外，然而精神健康方面的宣傳同樣顯得偏頗。電視廣告是現今隨了互聯網外的主要宣傳渠道，透過將簡化了的訊息設計成生動的廣告，是能將訊息快速散播，輔以電視的普及性及可見性高，因此電視廣告對於建構大眾對社會議題概念有巨大的潛能。可是在宣傳精神健康知識時，普遍採用的多以黑暗、胡言亂語等的片面及極端的場境作為設計的核心，所以與其說是為了教導朋輩家人識別潛在患者，鼓勵求助，倒不如說成是教導社會大眾標籤行為異於常人的一群，好讓及早敬而遠之。

簡單就是概念的轉移，將本應要對抗的精神病，變成了析別和對抗精神病人。

可悲的是，這種廣告創意的效果，除了是將弱勢的一群，更推向邊緣化外，著實沒有對推廣精神健康有脾益。精神病在繪形繪聲的影像下已潛移默化成危險信號，當看見自言自語者，行為怪異者便不自覺聯想至電視中陰暗畫面，結果一來患者得不到應在的體諒與包容，大大違反了融入社區的原意；二來精神病患亦成了隱諱，患病猶如必定出現廣告中的詭異行為，由抗拒成衍生的否認態度正窒礙潛在患者的求醫意向；同時大眾亦片面的資訊下，無疑亦凝造出製造敵人的環境，肆意將「痴線」套在異於己的人身上，引發更多的衝突。

因此，如果不跳出這種「製造敵人」的精神病宣傳方法，繼而真正地對推廣維持精神的方法，慘案將不停輪迴。一個只有輸家的棋局。

犬儒政府的犬儒頭子

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回應六四問題的的答案很奇怪，搬上了中國近代發展與安穩的情況，以至香港的發展方面的問題，生硬地迴避了問題，更將問題反彈到香港人的客觀評價之中，先別說其狂妄至自以為代表香港人意見，他的答案無疑已經表露了兩個很嚴重問題——香港角色及歷史的重要。

在曾生的立場，無疑是指香港發展已經黔驢技窮，能茍延而至實是因為得到了祖國的幫助，因此要懂得感恩，不要抽打恩人的軟肋。但問題是香港是否已經去到了一個只能伸手乞求恩惠的乞丐呢？或者，就連地震災區也不忘將悲哀消費一番的中國政府，為甚麼像是良心發現般，為這個光明不再的東方之珠大掏錢包呢？原因之一，因為這是一個相互發進的機制：中國有的是硬資源，如發展空間和資本，缺乏的是軟實力，如管理人材，成熟的運作模式等，恰恰香港經濟疲憊情況下，缺乏的和擁有的正是太極圖一樣回應了中國所擁所欠，因此更緊密合作就是內地供應資源，香港供應技術的互惠關係；更多來港旅遊配額，亦不僅是幫助振興積弱的香港旅遊業，同時間亦是透過內地中產旅遊時的切身感受刺激及提升公民素質。因此，曾生的觀點未免是妄自菲薄同時，神化了中國在香港發展的角色。

其次，歷史之重要是在於其獨立性，同樣亦是其脆弱所在。歷史是不能避免地會滲進政治的色彩，即便如此在有限可能下中我們都是桿衛這一份獨立，因為歷史應就是如實地紀錄過去，而不受權力所影響。如果我們在評價一次坦克屠宰赤手學生問題時，須考慮到往後二十年的安穩太平和祖國給我們的欣慰時，而對劊子手從輕從寬的話，是否意味我們對於日本否認侵華和南京屠殺都應該如此態度呢？不要忘記在戰敗後的日本是曾經參與中國的重建工作，以至在去年的512地震中，日本亦是以第一支外國救援隊伍進入災區，搶救我民。這個問題應該怎樣回應？須知我們客觀地去評價一件事，即便是如何的荒唐、冷血的事實，我們都應如實的記錄和思考，因為我們並不是藉敏感話題，抽打別人的軟肋，而是針對人類的罪惡，是為了如實記載人竟然可以如此冷血和冷漠，繼而尊重受害的人和避免歷史的輪迴。因此，以今日的繁華掩飾昨日的兇殘，並以至作開脫藉口，只不過是充分地將自己的膚淺表露無為。

我相信議員對曾生的質問，並不是為了了解曾生作為個人對歷史事件的觀感，卻是希望知道在面對矛盾處境時，他究竟是為站在中國政府立場，抑或是為港人領袖的角色。他的回答一方面不敢跟主子唱反調，唯有搬出近年的輝煌發展，另一方面卻又不敢與民為敵，便高舉自己和一般香港人價值相同，蒙混過關。不負眾望地告訴了我們他的角色：一個犬儒。

71，屬於我們的54

1919年的5月4日，是新中國重要的一天。因為在當天一群以學生為主幹的愛國份子，因痛於國運不濟，自發地走到街頭上，高呼德先生、賽先生和費小姐的口號。他們的自發和愛國的犧牲精神的結果時，促使中國進入了歷史新的一頁。

時移至2003的7月1日，亦是香港回歸後十分特殊的一天。當天烈日高空，但難擋以十萬人計的人群走到街上，為社會的不平、政治的不滿怒吼。相比當年54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遊行的秩序井然，縱氣溫難耐，怨氣亦深，但仍沒有發生像54運動時的破壞行為，這一份的自律是十分值得世界學習的。這次遊行的結果，是特區政府的大換血，可是在如此空前的遊行下，香港有沒有進入歷史新一階斷呢？答案顯然沒有，普選仍是遙遙無期，無數的社會問題如陰魂般年復一年地在71遊行中出現，不禁讓人覺得這個空前的盛會是否已淪喪為純粹叫囂和發洩呢？在人數自03年後便逐年下降的情況下，即將來臨的7月1日遊行，我們應該參與其中抑或只是駐足觀望旁呢？為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要用更宏觀的角度去反省71遊行的價值和意義。

雖然驟眼看，在以往的71遊行中不同的團體藉伸張不同的訴求，主題凌亂如萬花筒一樣，可是這除了是反映了社會亟需解決的問題外，更重要是這些不同的聲音其實告訴同一東西，就是對於「香港人」身份的覺醒，並由昔日殖民地政府時的超然(detached)，深化為渴望當家作主，最顯淺的例子就是對於要求實行民主的管治方法，即普選的要求。而這一份熱情，正是遙遙呼應90年前的54運動德先生、賽先生等的口號背後的介入(intervene)精神，即是對積弱環境時不獨自遙頭嘆息，而敢是走到街頭推動新文化，將情感與家國所聯繫外，更將自身投入家國改進的潮流之中，而非獨善其身。因此用更深入的角度，71遊行就其核心而言，正是54精神的延續，由香港的住客轉化為香港人，超然於社會到介入社會，為自己當家作主的態度。亦因此，71遊行的重要性不僅是止於將社會的利害問題在回歸日的特殊日子中帶出，同時亦是像徵身份的認同，是學會唱國歌和升國旗都不能比擬的真正國民教育，因為在參與這個遊行過程，就是將居住地昇華至家庭的層面，亦就是「家在香港」的最好詮譯：在一個家庭中，看到家庭出現問題，定必不會袖身旁觀，而是挺身而出。這已經解釋了為甚麼視香港為家的人，必須參加71遊行的原因。

5月4日也好，7月1日也好，本只是一年中的普通日期，然而是尊貴的精神賦予了這些日子特別的意義：前者，像徵了中國在新文化下的啟蒙，同時亦代表中國人毋懼強權高呼救國的精神；後者，除了是香港回歸外，亦是代表了香港人身份的覺醒，繼而引發當家而能夠作主渴望。因此，7月1日的意義是遠超於純粹的發洩，而是屬於我們香港的五四運動。

一年過去了，反省了甚麼？

每每回想起四川地震都有兩種感覺，一是面對自然的渺少，另一就是「一方有難，八方即來」的熱血感動。不經覺地震快過了一年，各方都對512這個黑色的日子磨刀霍霍，大型紀念活動是意料中事，災後的重建工作亦正是進行得如火如荼，大陸政府已急不及待地公佈了不少相關的紀念館、博物館等的資訊，然而在地震過後的一年，中國官方有沒有昇華至反省的層面呢？

地震後，國家文物局公佈將會在遺址建設博物館，更會樹立一塊刻有遇難者名單的紀念碑，好讓人能夠在這裡共同憑弔往生者同時，反省自然的威力與銳不可擋。因此這個博物館應該是以人類情感為本位，而非純粹國力與商業的延伸，可是隨著地震救災逐漸過去，博物館的資訊日漸出爐時，政府著實打造世界級的休閒旅遊點的目的便表露無遺。地震和無數的家庭，在巧妙的利用下諷刺地成了可供「休閒」項目。因此不禁要問難道生命的意義只能在開著空調的5星級套房中的反思？還是像械動遊戲的「模擬地震體驗館」，就是寄託哀思的理想場所？畢竟四川地震不只如是九塞溝、張家界等純粹體會自然力量的場所，更是一個集合了無數人悲痛的地方，即使不能夠要政治形象為生命靠邊站，最低限度也有主次之別，可是在目前除了觀光嬉哈的旅遊外，卻是看不到對往生者最起碼的尊重，不要說最初的遇難者名單的紀念碑，就連有入學根據記錄的學生遇難名單也沒有了下文，無數的楚楚小軀體仍只落得無名無姓地葬身於亂石瓦礫下，至於企圖自行發掘真相和責任的人亦一個又一個被拘捕拘禁。

這些東西不過是給了我們一些証據，去証明在官方所謂的反思只不過是一道恍子，壓根低兒仍是沉醉於「人定勝天」熱血得近乎幼稚的思維：中國就是有能力去逆轉困境，將被天災毀了的地方打造成旅遊熱點。而這種思維亦在對往生者的漠視中得到更有力的証明，因為死亡在不再是屬於生命週期現象，也不是自然中的渺少又脆弱的一環，而成了國家並非無所不能的鐵証。所以，忽視和否定死亡，就是不想在輝煌戰績中留下污點。可是沒有正視死亡給予的教訓，甚至用法律權力恫嚇欲求真相的人民，所謂的反思抵得住痛失家庭的人的質問嗎？或者沒有觸及問題底蘊的思考，到底有甚麼價值呢？

一年過去了，是時候用沉實的腦袋取替過份的熱血和哀痛去將思考昇華，靜靜地反省在這個大地震中撇除自然成因後，為甚麼會有如此慘重的傷忙？在哀痛中我們究竟得到了甚麼的經驗？學到了甚麼教訓？應懷如何的態度面對自然等的問題，但是首先就是學會正視死亡。

單純地下半旗，默哀三數分鐘，是安慰不了無數的在生者和上萬的靈魂。

天眼只是其一，不是唯一

兩枚漒水彈再次自天而下，落在人頭湧湧的街上，在濺傷無數的人後，更是帶來了自身安全的群眾恐慌 (Public fear) ，為回應恐慌必會各種措施 (measures)的產生。但是這些措施，一如眾多的危機應變方法一樣，基於危機發展速度變幻莫測，往往是來得風風火火，不但成效存疑，更是欠缺更深層的問題思考，在漒水彈事件中最佳的詮釋例子，就是因漒水彈而至的天眼(閉路電視)系統裝置。

天眼系統即是在高樓大廈加建閉路電視的監控系統，顯然第一問題就是私隱的關注。首先天眼系統的設置問題，已經顯然是一場不公平的選擇，究竟天眼設位置是基於甚麼的準則問題，是基於漒水疑兇的行為估計，抑或是城市內的高危地方考慮？這個問題就在處理厭惡性設施時，所面對的是「不要在我家門前」(Not in my backyard)，但不同的地方在於位置的考慮是回應群眾不安，故居民或道路使用者的討論和議價本錢在群眾利益下被大為削弱，甚至以私隱和生活質素的下降來成全群眾的安全感。

其次就是社會正義的由誰執行問題。天眼目的，就是為了透過監控來抑制罪案，因此天眼是維持是治安的眾多方法，而不然唯一的手段。顯然當下情況是，無論是區議員還是公眾都誤將天眼看作唯一的殺手鐧而忽略了維持治安最有效及最基本的元素——群眾的參與，舉例就是每幢大廈的保安員有沒有不厭其煩地為訪客身份作登記、訪客本身願不願意花費數秒登記以証自身清明，以致鄰里間有沒有提高對陌生人或鄰里異常行為的的警覺等。如果監控成為唯一能兇徙停手的期望，這正是將對安全和諧的憧憬變成大開監控之門的籍口。最簡單，兇徙轉向大埔、中環、尖東等下手，是否暗示香港要變成監守之城(City of Surveillance) 方能自保？又或者當有人散播懷疑動搖和諧穩定的資訊時，是否須更緊密地監管輿論？誠然，恐慌蓋過了慎密的思維。

再者，天眼的執行有沒有站在行兇者的角度思考，抑或只是一廂情願的粗惘舉動？很多的高買案例已經告訴我們，犯事並非只貪圖物品價值，更多是為了成功挑戰秩序時的滿足感，換言之反社會的舉動亦非只屬無聊之舉，純為引起不安，更有可能是在於挑戰的心態。因此，增加天眼等於增加難度，反豈非正中下懷？滿足其挑戰的慾望，亦引誘其他好事之徙的覬覦？

公眾恐慌一如其它危機一樣，特徵是其突發及難以預測，面對此情況風風火火的推行措施，很多時會當局者迷的，並帶有意氣用事的味道，因此更重要的是盡量用冷靜思考及吸納旁觀者的意見。身處困局，要先安困，方能解困，心急只會為日後種下禍根。

(刊於星島日報，27/5/2009，原題：公眾恐嚇下的錯誤抉擇)

這樣的老師，你拿他怎樣？

今天碰巧到天水圍一所中學工作，在學校裡聽到一個有關512大地震的紀念活動時宣報，不禁心頭一冷——「512地震的錄影片段將於禮堂播影，歡迎同學欣賞。」512大地震的慘痛陰霾尚且未去，何時成了可欣賞之物？

原因不外乎老師詞彙的缺乏，面對聲色畫像不論背境如何，皆用「欣賞」一詞，可是卻忽略了「欣賞」的詞性，欣賞的就是enjoy /admire/ savor/ relish特質是對美好事物盼望的神情，因此沒有人會說一同去欣賞911襲擊的片段，同樣道理面對抽人心房的地震場面時，正常是不應該用「欣賞」這詞語。

假設教師中文表達能力正常，則是折射了更可怕的問題——同理心 (Sympathy)的缺失，簡單而言就是不單不能夠理解他人的困境，繼而迴身觀照，捫手自問能為無助的貢獻甚麼，更將慘烈的影像簡化成像BBC電視台的自然威力特輯——紀念活動的視點只放在了地殼變動產生的轟轟的幾聲，一個城市便灰飛煙滅，「自然真厲害」上，卻忽略了在高樓應聲倒下時，正在樓下玩耍的小兄弟；看不見救援人員站在瓦礫下看著生命點滴流走，卻欲救無從的無奈眼神；當然也聽不見在樓底瓦礫下母親安慰懷中嬰兒的呢喃聲，可惜被忽略的這一切才是最值得反省之處，亦是四川大地震意義遠超純粹天災的地方。無論時間如何行進，留下的震撼與傷痛應該繼續留住，因此回顧512這個黑色的日子時必定須要用莊嚴的目光，找不到合適的詞語，寧用選「觀看」，總比「欣賞」好。

雖然總不能一根竹打一船人，但看見這樣的教育前線工作者，不由得出了一額冷汗，我們究竟將兒子最重要的時間交托了給甚麼人呢？如果在才發生了一年的512課題上，已經有老師顯得如此顢頇無能，我們又怎樣能指望他們有能力在更遙遠和更多幌子的歷史議題，如文革、六四中引導學子思考，繼而傳承對追求公義的美德？香港教育的重功利輕人性的問題，從不只在家長上。甚至可以斷言，家長只不過是沒有辦法下回應輕人性的教育潮流罷了。

套鄧文正的說法，這樣的老師，你拿他怎樣？

廿十世紀的燈光崇拜

在關注光害問題時，著實要思考為甚麼放棄了穴居生活經年的人類，在毋須在入黑後利用熊熊火光嚇走林中猛獸下，還對於發光發亮的東西有著莫明奇妙的原始崇拜，更要強迫他人一起去膜拜光明，皆因植根在基因中的經驗告訴我們光明與權力有著難以解釋的關連，彷佛擁有光源就是擁有說話權。

可是永久閃耀的霓虹，其實與為了加深印象而反覆的叮嚀一樣，越是要不斷重覆提醒，越是顯得地位的無力脆弱。就像我們要不斷告誡人不要亂拋垃圾，就是因為亂拋垃圾比將垃圾帶到有垃圾筒的地方，再放進筒中方便；暴發戶須用一身的名牌，打造自己缺失的品味和素養；亦正如老師常叮囑學生不要拾遺不報，正是因為「拾而不報」比「拾而報」來得更方便和更有好處。須要反覆呢喃提醒的，往往就是對存在最不堪現實挑戰的。

同一道理，當一個商戶必須日以繼夜將自己的招牌用射燈照亮，照得夜空天空一如白日，並不是在睥睨世人，用燈光告訴人自己如日中天，更大可能是出於自身的運作危機，生怕只要別人一刻看不到其碩大的廣告牌，便品牌便立刻徹底地煙沒有市場中。這種燈光的原始崇拜，在他們選擇在通宵時仍選擇大費電費打亮品牌，擾人清夢的運作中，得到更進一步的認證。很難說這種模式的效率孰高孰低，畢境商賈們在這種消費中仍樂此不疲，但卻不能不否認當中末路的悲壯精神，彷佛燃亮天空，就能久延殘驅；能吸引目光，就是得到了生存資本，哪怕手段是強迫他人接受潛移默化的洗腦催眠。

可惜的是，這種末路精神中同樣清楚裸露的還有自以為是的心態，沒有理解顧客所需的不是門面的燦爛輝煌，而是精細體貼和可靠的服務產品。精明的消費者不只憑外觀，便將其銀包內的金錢乖乖奉上，同樣飽受光害影響的人，當他們有選擇時還會樂於助長「貼錢買難受」嗎？

電燈的發明有說是人類對燈火崇拜的另一表現，同時亦是開創人類近代文明急劇發展的其中主要基石，因為電燈開拓了黑暗的可用空間，增加了工作與思考的時間，顧此將發展的所須的時間大大減少。可是電燈本身並沒有築起繁華，建構繁榮的只是在電燈下努力工作與思考的腦袋。燈光充其量只能打亮門前招牌，要將招牌變名牌靠的往往不只是燈光。

看膩了的政治騷

坦白說，看見曾特首煞有介事地說，自己和委任班子與市民共渡時艱自願，心中立刻是一句：「又是一場蹩腳的政治騷。」

驟眼看，提出自願減人工就像打工仔看見行業的不景氣，自發和老闆共同分擔危機一樣，市民聽到第一時間應該要感動，因為原來自己還是特區政府的真正老闆，他們原來尚知自己是為700萬人打工的打工仔。但是感動過後，就會出現一個更值得推敲的問題，減薪和共渡時艱有甚麼關係？他們省下的錢，是成為我們渡過艱難時期的方舟，抑或只不過又只是一堆省下的無謂錢？可是，根據這些年來的經驗，由最初的副局長豪華級人工、老人生果金的理性和感性論、無愧於心的退休再工作事件、以至最近的教育局研究經年，仍無助家長免於書商屠宰的案例，正是用表像不同，骨子裡同出一轍的方式反覆告誡我們一個道理——自求多福，總好過指望政府呀！

拆破共渡時艱的假像後，減人工不是為了和老闆同舟共濟，更像一系列行政失誤後的補償，希望各位大老闆們可以息怒，換言之又是救火措施，希望透過作賤自己來為即將來臨的5月31日，6月4日, 7月1日，越燒越熾盛的焚天大火稍稍降溫。可是他們再一次捉錯用神了，社會的怨氣積聚不是單單來自「憎人富貴」，帶來怨氣是政府的不公平態度。因此星斗市民不是要求高官下海一同受苦，而是僅希望能夠有尊嚴地生活，需要的是有實則方法帶我們走出困境，而不是拖拖拉拉，只懂做騷的官員。可在現實中，高官們仍是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而大學生卻只能卑微地拿著4千大元月薪搖頭輕嘆；行將退休的高官們仍在冷氣辦公室大花心思規劃的如何再撈一筆時，樓下的老太太還在街邊路口頂得炎日檢著紙皮廢物變賣，幫補靠哄靠嚇，得來不易的千元生果金，還生怕一不留神便被突如其來的貨車撞死；我們正為越來越貴的交通費惆悵時，外出的高官則為了入住哪間大使級酒店套房而苦惱。陷進時艱的從來只是我們，不是他們。

政府近來常走到鎂光燈下嘗試營造出英明與果斷的領袖形像，可是政治騷像愛情電影，頭幾次看尚能感動流淚，但看多了便會麻目。電影尚且能用更炫的特技喚回觀眾，可是曾班子已經出動了減人工的殺著，面對來勢兇兇的政治烈火，除了下台外，尚有甚麼出色的板斧呢？

刊於蘋果日報，2009年5月21日

從天災到人禍

豬流感的陰霾正從遠洋漫延過來，經過了沙士一役的港人，危機意識是增長了很多，自我防衛亦由四出搶購口罩、潔手液、甚至乎不理會衛生署勸諭自行購買特敏褔鎮宅可見。可是不同於一般的消毒用品或家居藥物，購買特敏褔是必須得到註冊醫生發出的証明文件方可購買，但部份藥房卻不單私下出售，甚至大大提高特敏福的價格，使社會形成一股炒賣潮，除了誤導市民大眾外，更是顯露了唯利是圖的奸商嘴面。

藥物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是能夠消滅入侵身體的有害病菌病毒，同一時間是助長細菌病毒進化的理想工具，是敵是友的關鍵在於劑量能否剛好消滅身體內的絕大部份細菌，否則僥倖生還的細菌病毒，如一般動物一樣面對生存困境，便很大可能演化出對的能力，即是抗藥性。令人遺憾是部份的害群之馬，並沒有將全面的藥物和疾病的知識授與大眾，相反卻運用抬高價值的不法買賣，將片面的藥物知識滲進社區。可怕的是濫用和胡亂使用特效藥無疑是病毒大流行打下重要的基礎，因為沒有受醫學訓練的主婦，會有能力去判斷出現流感徵狀的家人是患上了豬流感，抑或只是普通的季節性流感嗎？再深入點，面對真正患上豬流感的家人，她能否正確地判斷服藥的劑量，抑或只是見病徵消失了便馬上停服？因此在人口稠密的香港，若出現抗藥性病毒後果實在是難以想像。

在資本意識為主流的社會中，盡量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吸納社會上的財富是無可厚非，但並不代表可以完全棄社會責任之不顧。或者再簡單一點，當看著一個為了家人健康而衝進藥房買特敏福的媽媽眼眸時，真的觸動不了良心，花一點精力時間用專業的知識解釋和安撫她的荒張，還是所謂良心已被她手中厚厚的銀紙吃掉了？

天災的可怕不是在於其突然而至，因為只要眾人一心的話，相互扶持便始終會渡過。真正值得擔心是人的私心，當私心太大的時候，正正是會將短暫和偶發的天災變成了持續和更大傷害力的人禍，這是沙士一疫給我們寶貴的一課。

刊於2009年5月1日，蘋果日報

「善抱者不脫」—茅于軾與老子的治貪智慧

茅老先生是一位十分值得敬重的內地經濟學家，他將自己的角色定位體制外以用更澄明眼光監察政府和企業，扎實地為低下社群辦事。然而茅老在觀點地產網的訪問中，卻發表了頗為具爭議的言論：「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這樣的房子有錢人才不喜歡。」

廉租房的存在是為了照顧社會上經濟能力較弱的社群，好讓他們有安身之所，因此言論引起了憤青們攻擊，認為剝削空間。然則，在討論應該有還是沒有廁所問題，卻忽略了「為甚麼要沒有廁所？」，這才是茅老的核心。

提出只有公共廁所，是因為針對有錢人以權謀私的現像，避免有錢人濫用這些房子，終歸都是保障基層的權利。而他提出的藥方與強調弱者生存的《道德經》有同工之妙。《道德經》中「善抱者不脫」是說的是被善於擁抱人的抱著，如何也掙不掉。原因只有一個，就被抱的人用沒有離開的念頭，就像被愛人抱著一樣甜蜜。由此引伸的道理，就是無論一個政制或者法則如何嚴密，要是去蓄意謀私，總能躲進法制的灰色地帶中，要杜絕這個現象就要針對人起貪念的私心，亦是所謂的：「不怕賊偷，只怕惦記。」面對賊人最難的地方就是要無時無刻堅守，可是總會防不勝防，所以要使他不去偷唯有讓他覺得不值得去偷。同樣道理，要讓基層得到居住的保障，茅老開的藥方就是使居住質素慘不忍睹，有權有錢的人才不想去佔便宜，無疑是一個很消極和殘酷的生存哲學。

基層社群就是指對自己生存權利和空間選擇權少之又少的一群，社會階層中的弱勢社群，理應是受到生存的保障，然而保護的方法諷刺地是要去不斷降低生活質素，以免引起別人的私心，但是應該下降至如何程度(extent) 才引不起人的關注？在這個情況下，對於沒有選擇能力的人來說，生存的空間和權利還剩下多少？貪念無限，貪法形形式式，「鬥低」解決不了問題，因此不妨回到「為甚麼會有謀私的空間」這一問題上，換言之就是要堵塞可貪的空間。顯然在這層面是出了兩個問題，一是有法不依，即是執法人士沒有如實執行，有更多的茍且，同樣社會中亦沒有守法的觀念，繼而出現了錢等於權等於勢的奇怪現象，因此重點必須落於執法者的力度與對法律認識須加深；二是法制失去生命力，即是失去按經驗而成長和發展的體制，雖說貪法無限，並不是代表沒有制約的能力，關健在於法制有沒有與時並進和洞悉先機的能力。兩者的共同目標，正是「善抱者不脫」的另一理解：不能掙開的另一個原因是本身跟本察覺不了被緊緊擁抱著，正如健全法制其實在不經覺間已經把可貪可盜的空間堵塞了，就是要使人失去了貪和偷的念頭。這才是治本的方法。
反觀香港的「高薪養廉」又何嘗不是一種使賊不惦記的做法？制約得到錢財的誘惑，可是權力的虛榮和濫用猶在，卡片風波、退休轉眼又走進大商賈的團體屢有所聞，正正是反映了營私的空間擴張的問題。

「中國人一定要被人管！」

「中國人一定要被人管嗎？」答案是豪無疑問的「是！」。因為人始終是動物，總有動物性，沒人管的時候用柏楊先生的話就是會惹來「髒、亂、吵」，因此中國必須受人管。然而這是不是正如眾多人說的奴性性格，則要視乎是由誰去管中國人。

是誰有這個能力與魄力去管理過億的中國人呢？如果有這個人，他不是一個全能全知者，便會是一個獨裁恐怖主義者。可惜全知全能的人不在地球上，所以如果說由那必定是後者 -獨裁恐怖政權。在金字塔式的權力架構中，權力落進少數人手裡，在這裡生活小至搬居大至談婚論嫁都得一一由執政者所解決。這正是莊子說的「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的政治環境，即動物園，在動物園中生活總沒有自由泛濫的問題。可是，權力和管治的認受性沒有關連，更別說執行者的智慧，所以得了權力就是絕對，所謂的槍桿爭出皇權的道理，因此這種「人管」的環境定又必是個嚴酷政體，像赤柬。

換言之，要由一個人或少數人管中國人是行不通的，因為沒有人想活在動物園吧。所以說「中國人一要被人管」的人，所指的必定不是由外人去管，然則由誰去管呢？每個人自己，用自己的良心去管。成語「一毛不拔」的典故正好說明這個道理。這個成語是出自《列子》的《楊朱篇》，全句為「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可治。」引伸出的意義是眾人權益都得到保障的理想社會，理想在於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不必為維護秩序而犧牲任何利益，縱是一毛一髮。然而前題正是在於能夠自覺地尊重別人的權益，所以人只做應份之事，不為謀利而損害別人，亦不會出現因貪圖錢財而在奶粉中加進毒藥、或是在學校建築中偷工減料，因為在利益權益混集的社會環境中，只有在別人的權益得到保障下，自己的生存空間才可得到保證。

所以若然說那個提倡「中國人一定要被人管」的人是奴性不改的話，便過於輕率了，因為他可能正想表達這種以良心管束生活的社會模式，防範自由成了縱慾這個跨種族國籍的生存智慧。可是在為他說項同時，值得懷疑的是一個膚淺至覺得凡是中國製的電視機都會爆炸的人，能否有如此深刻的辯証？

卡片風波餘波-側看「權力」與「制度」的對立

一張小小的卡片威力如斯之大，弄得堂堂高官狼狽不堪，政治威信毀於一旦後，還給予入境處大開白色恐怖之門，究竟誰是掀了勢利高官黑幕的人呢？一日真相未明，一日人人自危，可是也離不開士氣和團結大減的結果。

究竟打開白色恐怖大門的手，是出自真正的希望加強政府內部運作的協調性，抑或只是為高官出出氣，同時給其他職員殺一儆百的作用，其實難以判斷。畢竟像政府如此龐大的機構，不能沒有控制訊息統一發佈的機制，固此亦不能不執行，否則機構只會淪為各自行政的散沙。所以，入境署努力找出洩密者實是無可厚非。

然而，卡片背後所反映的除了是鬧劇一場外，更可怕是折射了行政制度的互不信任性，尤其是是制度執行者的不信任。我相信那些職員是因看不過高官權大氣粗的嘴面，才銳意讓社會抨擊他的不義之舉，可是他們向傳媒透露醜聞，而不是訴諸於行政的投訴機制，意味著他們相信在維持公義上，傳媒是擁有更大的效率，抨擊力也更大，使濫權者能權衡輕人人自危。但是若將此邏輯轉個角度，就是他們認為行政制度未能有效地管制高層的糊塗，更可怕是即是制度存在，卻一旦執行起來更顯得力不重心，犯事者不是僅受酌情責罰，便是在無了期的調查中不了了之，梁展文事件便是一個很好的借鑑例子。而盡責的投訴者，可能只是得到口頭上的欣賞，卻實質面對一籃子行政的私刑。否則，為甚麼那些能敢於揭高官瘡疤的職員，在面對白色恐怖大門，卻不敢坦承？

制度若是人人平等的話其實並不可怕，可怕是在於是制度的執行人。

從前香港的政治以高效和清明著稱，可是近年政府卻越發不爭氣，無論在管治和行政方面皆偏向弱勢，箇中不難發覺以權謀私，公私不分的事情越來越多，更可說是「官位權力論」是成了遊戲的潛規則。在政府管治偏向弱勢無力化發展同時，卻又不難看見他們欲不斷地試圖重建威望，不是動輒提出上億的基建，便是「甚麼港」的動人遠境，可是卻忽略了加強體制內個體的清明和智慧這一致命傷，更多的努力也是枉然和擾民的。

這件事件中我們其實應該同情蘇錦樑，因為他玩這個遊戲時不幸遇上了敢打貓兒的耗子，但我們更應同情自己，因為尚有更多的蘇錦樑在茍且渡日。

多元社會的末落 - 反思一諤風波

權威社會
權威性社會下，不只聲音只能從單一口徑發出，同時所有的邏輯與推理亦只能在權威認同下的思想作出推理的出發點。因此，知識與事實很多時，只是為了肯定權威流而建構。這種社會可怕在於更多的想法是說不得，碰不得的，稍越雷池所帶來的不是種種的懲罰，就是沉重的壓力，要麼把你壓跨，要麼使你向權威流低頭，認同他們的靈魂，繼而說他們想要的話。權威具不可侵犯性，因此權威與專制政權有著莫大關連，就是權威往往等同當權，他們一手執胡蘿蔔，一手拿狼牙捧子。你要麼肯定我，成為乖乖順民；要麼伸出頭來，做捧下亡魂。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開放，多元的社會漸漸取代專制的思想，可是專制中的權威卻是以另一種模式滲透社會之中，就是「共識」。一個多元的社會，意味容許不同的價值觀的存在，同時亦容許公開的理智討論 。但社會中卻一定有些問題是不容許異見，因為這些問題中主流的觀點意識已經慢慢轉變成權威，成為社會中廣泛認同的「共識」，因此當你敢於發表個有異於主流的觀點時，你便是站在挑戰權威的角度，而非多元談論的位置上。在這種「非友即敵」的邏輯下，異見者則是異端，理應受主流群眾所批判責難。他們較生於專制社會中的先輩幸運的只是，他們很多時只會被要求收回言論或是道歉，而非得要一死謝天下。但無論如何，當社會有太多暨定觀念時，正是代表多元的末路。

二元的討論
六四事件是一個探討社會多元化的一個非常合適的例子。我們這20年來一將直對中國政府在64的處理手法，以至現在針對異見者、動輒拘捕行為，視了為專制、權威、甚至獨裁同時，我們又該怎樣形容香港的民主鬥士們？他們又何嘗不是用「請你收聲！」、「很失望！」、「劃清界線」、「下台」、「隱形左派」等等的間接暴力手段來取代理性的討論，及抹殺和抵制其他的多元思考？相比20年前解放軍的槍炮，我們這一代只不過是較聰明點，較懂得用體面的鎮壓方法吧。但是更令人心生疑惑的是，難道六四問題在香港的討論中只能在「要麼醜化共產黨，或是聖人化學生領袖」這單純二元作談論的開端，方能繼續規規距距地討論？可是這兩極光譜中，確實存在更多的討論空間。

不論我們是希望去培養民主意識或是認清歷史，前題就是要去尊重這些不同的討論觀點，而不是單單利用群體壓力或是灌輸式的民主工作坊去填塞多元的空間，擁護主流觀點的權威性，而是要學會接納異於己的想法和鼓勵表達。因為我相信，在提供足夠的資料與辯論後，大眾社會是有能力去判是非黑白的，有能力去拆穿權威者的幌子，而不須要求助於價值觀念的灌輸或是社會間的「共識」。

甚麼是致知？
所以，當看見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同學敢表達自己想法與意見，同時亦敢於面對評議會的壓力，來保護自己的信念時，我確實在日漸縮窄的多元討論空間中看見了朝氣，同時亦挽回了不少對大學生的信心。

「非友即敵」才是窒礙這一代人認識64問題的業障。

道歉泛濫的社會

多虧了因特網
稚子與炸藥，應是天堂與地獄的兩極，可是日前的爆炸，正正用血肉糢糊來告訴我們，兩者之間的因為互聯網的存在，距離已經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遠。在爆炸發生後，評論定必蜂湧而至，不是要求原諒，便是要重罰他們。可是批判失敗者有甚麼對我們社會有甚麼得益呢？更何況血的教訓已定為他們的生命烙下了永久的陰影。我們該做的或許是在這個殘局中，思考事件背後的濫道歉和「補獲」形態。

「道歉信」的不道歉
尹同學在事後發表的公開信中表示深深的歉意，不幸中稍值欣賞的是尹同學敢於承擔受罰的勇氣，可是承擔是為了希望原諒，還是責任使然？這含有本質上的區別。但從道歉信中不難發現男生想的是前者多於後者，敢於承擔是為了希望學校、社會、家人等的原諒，然而渴求原諒並不代表曾經自省反思。

這種補償性的承擔，不是這孩子獨有，而是廣泛見於社會之中。

良心缺乏的社會
其實只是細心留意，社會當下的意識是以「道歉」取代「良心」，以「補獲」主導「預防」。以最近的數則較易見的道歉例子為例，康文署再次上年被大樹活生生壓死的少女家屬鄭重道歉，並承諾加強對前線員工加強樹木意識。這是很吊詭，大樹倒下會壓死人，這是常識，而且樹木保育與安全評估不就是他們應有的責任嗎？定期更新技術也不是他們本份嗎？不止是政府，私人企業同樣如此。藥物是為生病的人而設，理應好好自行監管，但又為甚麼會出現形形式式的產品問題，更重要是這些問題並不是因為技術層面失誤，而是在於尚如中學生也有能力指出的誤區。

顯而易見，當下趨勢是本應俱足的良心，成了額外恩賜之物，當出現問題後，便多加點關注留意，在風波平息後便放心茍且一點，卻忘記了自己所作所為背後的不是冰冷死物，卻是一個一個活生生有情感的有家庭的。因此，當我們去指責尹同學們做事不懂分寸，不懂得炸藥會炸死人同時，我們又應拿如何的一道尺子量度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茍且和濫道歉？當在位者希望我們體諒他們的忙中有錯時，卻對犯錯的學生加以評擊謾罵，實在禁不住要問，難道連「道歉」也有階級高低之別？抑或道歉已經並不是由心而發的歉意，而是一道公式：「做錯後，要道歉，便可原諒」？

道歉公式化
道歉是變成了儀式，為的不是責任掉失而自責，也不是愧對無辜者的淚光，卻是只栗求原諒，還有更多是掩住責罵者的口鼻，禁絕罵聲，仿佛「錯就是認，打就企定」後，隔天又是陽光燦爛好日子。在這種文化後，失卻了是自省的真正意義及道歉的目的，可更怕是一切「預防」工作只淪為一個沒有意義，道歉信中的特定格式罷了。

寄語尹同學
如果那封信真的是尹學生寫，卻不是假手於人的話，我希望尹學生知道清楚，你需要的不社會、學校等的原諒，人家原諒不原諒你不是在於你一紙承諾歉意，加上香港是個善忘的城市，很快便會忘記這個教訓，但你又能忘記嗎？傷害已鑄成，還是學會收拾悲傷自怨，緊握教訓，好好活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