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大廈需要的是「美化」，還是「活化」？

工業大廈需要的是「美化」，還是「活化」？

工業大廈活化政策美其名是為加強創意文化產業發展，但是稍加留心不難發覺活化計劃的得益者卻非本土藝術創意人才，而是極具生意頭腦的地產商賈。原因很簡單，此處的「活化」並非去維修保養殘舊工業大廈，卻是指「美化」：將它們以文化之名化粧成為高檔的消費品 ，SOLO正是一例。4千元的尺價，對於無數的藝術工作者可謂觸目驚心，面對這個叫價不得不反思工廈的活化，究竟是為了吸引已經早已享譽國際之主流藝術團體進駐香港，抑或是去培養本地的文化產業，甚至關注那些主流圈子以外，充滿生命力的非主流藝術？答案十分明顯，一如西九龍的策劃，政府鐘愛和關注的是前者，而非本土佳品。這是很悲哀的，因為一個自誇國際都會，卻只懂得跟隨主流文化的城市，和欠缺深度思考能力和改變現況的夜郎並無二樣。

工廈活化和目前內地的藝術熱潮並非無關。近幾年期，藝術品風頭正盛，不少當代作品皆以天價成交，而且還有很多藝術村發展得極具規模，直接帶領了地區發展，比如聞名遐爾的北京藝術園區、宋庄藝術村等皆成了旅行必到景點。向來短視的特區政府被這股價值天文數字的藝術風吹得頭昏腦脹是可理解的，但是將藝術文化村的概念，在忽略其歷史發展維度下照辦煮碗地移師香港，欲在藝術熱中欲分一杯羹卻是可笑和無知的。

暫且放下藝術村是否遠離藝術本身的問題，以宋庄為例，這裡的緣起正是一群沒有能力支付城市高昂租金的藝術家，在城郊自發製造一片天地的故事。城郊村屋與空置工廠一方面提供了相宜的價格，使藝術工作者能夠毋須為保頭上之瓦而形合大眾口味，只須專心個人創作之外，另一方面貧乏地區本身同樣是創作動力之源，畢竟創意源自強健之精神，總是在物質生活貧乏之中才能得到造就。宋庄給予的啟示是帶動藝術文化村崛起的應該是藝術創作者自發的行為，而非政策的推動，更不應該是來自官商利益糾纏不清的政府之手。

如果文化及創意產業是香港長遠發展定位，那麼真的務請政府摘下短視和唯利的眼鏡，聆聽業界的意見，重新檢視藝術文化政策，確保香港不單止有能力招來國際創意藝術團隊，更是培養本土文化人才的土壤。否則，怕只怕空折騰後，甜頭吃不了，還拖累一群願為藝術獻身之朋友一起焦頭爛額，再次成為國際笑話。

「反(o靚) 模」的病毒營銷

病毒營銷( Viral Marketing) 是一個新興的營銷策略，它的概念一如名字一樣，和病毒 (virus) 的生存方式有著莫大的關連。 故此，要理解病毒營銷必先要有基礎的病毒認識。

病毒是很神秘的生物，沒有呼吸、進食、交配等的生物本能，它彷彿只是一個基因資訊的載體。引發感冒、禽流感、豬流感都是病毒的禍。當病毒接觸身體內的細胞時，基因資訊便會注射進細胞之內，病毒基因的複製便馬上進行。一段時間後，受感染的細胞便成了數千數百的病毒溫床。當細胞承受不了而爆裂時，一群病毒便乘勢而出。最可怕的，病毒內的基因資訊，還可能在複製過程之中變化，而變成抗藥病毒。接觸細胞的，通常只是很少量的病毒，可是卻能誕生出最以致命的數目。病毒營銷，就是形容資訊 (information )像病毒複製基因一樣的傳遞方式，而這方式與網路社群的興起有莫大關連。

近來有一個非常好的例子說明這營銷方式，就是在Facebook上的反(o靚) 模的社群。先別論(o靚) 模進入書展的好壞問題，「反(o靚) 模」是一種資訊或者價值觀，亦是病毒中的基因，當第一個有關這種價值的社群在Facebook 社交網站成立時，就是意味病毒的資訊已經注射在網絡這一巨大的細胞之中。一如基因資訊，「反(o靚) 模」的資訊便快速地在互聯網中自我複製、甚至變異，因此出現了更多的社群和聲音，由最起初的抗議，漸漸出現了要求她們滾出書展、甚至隔離、絕食等越加激進的行動。可是，病毒營銷的特點是缺乏發展架構，而且亦不存在領袖的角色，故此發展的方式自由度非常之高，甚至會漸漸偏離了原意。這亦解釋了為甚麼(o靚) 模之一的Lavina跟「反(o靚) 模盟主」張振海會面後，縱使張氏軟化，仍不能夠撲滅書展反(o靚) 模之火。因為，即使張振海是將資訊注射進細胞之內的第一病毒，也不過是茫茫病毒群中的一個無名氏(anonymous) 。

在生物學上，對付被感染的細胞，往往是依靠白血球把整個細胞毀滅。在現實中，有鑑於病毒式資訊傳遞的恐怖，因此不難理解部份政權視網絡為頭號敵人，不惜重本訓練大批網絡警察時刻監察互聯網社群活動，甚至必要中斷或剷除網站的原因。畢竟，進入了網絡世界的資訊，就是擁有了生命的資訊，懂得自我延續發展下去。這是病毒恐怖的地方。

從天水圍到創意發展

看了一齣關於天水圍的電影，看罷，第一種感覺的就是平凡，平凡得就像在訴說自家鄰居的故事一樣，然而卻是滲出了淡然的美感。在鏡頭下畫布上，悲情城市竟是如此的平實，正是衝擊了腦海中恆常陰霾滿佈的形像。

自一宗又一宗的家庭慘劇後，天水圍漸漸被冠上了「悲情城市」 (City of Sadness) 的稱呼，伴隨而至的是更多的社會問題，有規劃上的問題，如醫院的缺乏、社區服務的缺乏；有建制上問題，如少數族裔和新移民的孤立、童黨、黑社會等，一個小小的天水圖彷彿就容納了整個大城市的所有悲情和黑暗面。因此不禁要問，活在悲情城市的人，又是怎樣的一個光境？可幸透過電影的引導，給予了一個確實了解天水圍的機會，因此才發覺她也一個可愛的城郊區(suburbs)：四周雖然是幢幢公屋，卻不像市區一樣只有深沉色彩，而是色彩出奇繽紛；而且綠化的面積亦相當之高，就在社區正中央已是一個佔地廣闊的中央公園，栽種的花草品種之多在盛夏時就如花展一樣多姿多彩；區內亦有完善的單車徑設計，不只能在區內的四通八達，更令人驚喜的是連接了由伴隨明渠設計在河畔區，單憑這些已經很難與悲劇掛勾。而且，細看天水圍人更難找到預期中的自怨自艾，談天也聽不無看不見搖頭嘆息，雖然也同時沒有令人熱血萬分，可歌可泣的自強氣魄，反而是多了分淡然自立天的感覺，平淡得和你我一樣，面對奇異的稱呼也不妨自嘲一番，大笑幾聲。能夠平淡生活卻又不失幽默，方是真正的堅毅生活態度。因此不得不重新反思，究竟「悲情」是不是僅社會濫情之風肆意放大和營造的效果。

電影除了是聲色娛樂外，更重要的是將散落社會四周的問題和現像透過組織與安排聚焦於人前，不單反映出社會鮮為人知的一面，更能夠打開觀照社會另一扇窗，繼而引發深層的思考。好比如妓女題材的電影，正是告訴妓女也不過是為一份工作，不過也是為了糊口，正是衝擊著社會上對性問題上的善惡分明概念；又比如像關貧窮的電影，說的是繁華社會下的分配不公。因此若電影仍只講畫面聲震撼、劇情的奇幻行空，只能淪為謀殺時間的工具，因為觀眾沒有在情感上得到共鳴，他們只是在看與生活不相關的故事，就像在看外星人，純為過癮，實不明所以。引起共鳴的方法莫過於將電影鳥瞰角度收窄並集中以回應現實，簡單就是說愛情片就是探討愛情，實沒有必要集奇情、濫情、豔情、重病陰陽兩隔於一身。接近現實的電影，除了能夠滿足觀眾感觀的刺激，即便不能使觀眾如金信民先生在《孔夫子》的特刊所說的走上「向上」和「向善」的道路，最低限度也能給他們心湖留下陣陣漣漪，而不是懷著消費的心態走進戲院，滿足消費了時間便施然重回舊的生活中。

香港電影工業當下的困境，並不是僅在於技術與支援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創意的缺失。創意，從不只是技術層面向上的突破，同時重要的還有心靈向下的發掘。後者的重要正在於尋找被人忽略了的情感溫暖繁囂的心房，或是洗滌一下被光影麻目的感觀，而這能夠使一齣電影突破時間局限而成為一齣經典。

「善抱者不脫」—茅于軾與老子的治貪智慧

茅老先生是一位十分值得敬重的內地經濟學家，他將自己的角色定位體制外以用更澄明眼光監察政府和企業，扎實地為低下社群辦事。然而茅老在觀點地產網的訪問中，卻發表了頗為具爭議的言論：「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這樣的房子有錢人才不喜歡。」

廉租房的存在是為了照顧社會上經濟能力較弱的社群，好讓他們有安身之所，因此言論引起了憤青們攻擊，認為剝削空間。然則，在討論應該有還是沒有廁所問題，卻忽略了「為甚麼要沒有廁所？」，這才是茅老的核心。

提出只有公共廁所，是因為針對有錢人以權謀私的現像，避免有錢人濫用這些房子，終歸都是保障基層的權利。而他提出的藥方與強調弱者生存的《道德經》有同工之妙。《道德經》中「善抱者不脫」是說的是被善於擁抱人的抱著，如何也掙不掉。原因只有一個，就被抱的人用沒有離開的念頭，就像被愛人抱著一樣甜蜜。由此引伸的道理，就是無論一個政制或者法則如何嚴密，要是去蓄意謀私，總能躲進法制的灰色地帶中，要杜絕這個現象就要針對人起貪念的私心，亦是所謂的：「不怕賊偷，只怕惦記。」面對賊人最難的地方就是要無時無刻堅守，可是總會防不勝防，所以要使他不去偷唯有讓他覺得不值得去偷。同樣道理，要讓基層得到居住的保障，茅老開的藥方就是使居住質素慘不忍睹，有權有錢的人才不想去佔便宜，無疑是一個很消極和殘酷的生存哲學。

基層社群就是指對自己生存權利和空間選擇權少之又少的一群，社會階層中的弱勢社群，理應是受到生存的保障，然而保護的方法諷刺地是要去不斷降低生活質素，以免引起別人的私心，但是應該下降至如何程度(extent) 才引不起人的關注？在這個情況下，對於沒有選擇能力的人來說，生存的空間和權利還剩下多少？貪念無限，貪法形形式式，「鬥低」解決不了問題，因此不妨回到「為甚麼會有謀私的空間」這一問題上，換言之就是要堵塞可貪的空間。顯然在這層面是出了兩個問題，一是有法不依，即是執法人士沒有如實執行，有更多的茍且，同樣社會中亦沒有守法的觀念，繼而出現了錢等於權等於勢的奇怪現象，因此重點必須落於執法者的力度與對法律認識須加深；二是法制失去生命力，即是失去按經驗而成長和發展的體制，雖說貪法無限，並不是代表沒有制約的能力，關健在於法制有沒有與時並進和洞悉先機的能力。兩者的共同目標，正是「善抱者不脫」的另一理解：不能掙開的另一個原因是本身跟本察覺不了被緊緊擁抱著，正如健全法制其實在不經覺間已經把可貪可盜的空間堵塞了，就是要使人失去了貪和偷的念頭。這才是治本的方法。
反觀香港的「高薪養廉」又何嘗不是一種使賊不惦記的做法？制約得到錢財的誘惑，可是權力的虛榮和濫用猶在，卡片風波、退休轉眼又走進大商賈的團體屢有所聞，正正是反映了營私的空間擴張的問題。

「中國人一定要被人管！」

「中國人一定要被人管嗎？」答案是豪無疑問的「是！」。因為人始終是動物，總有動物性，沒人管的時候用柏楊先生的話就是會惹來「髒、亂、吵」，因此中國必須受人管。然而這是不是正如眾多人說的奴性性格，則要視乎是由誰去管中國人。

是誰有這個能力與魄力去管理過億的中國人呢？如果有這個人，他不是一個全能全知者，便會是一個獨裁恐怖主義者。可惜全知全能的人不在地球上，所以如果說由那必定是後者 -獨裁恐怖政權。在金字塔式的權力架構中，權力落進少數人手裡，在這裡生活小至搬居大至談婚論嫁都得一一由執政者所解決。這正是莊子說的「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的政治環境，即動物園，在動物園中生活總沒有自由泛濫的問題。可是，權力和管治的認受性沒有關連，更別說執行者的智慧，所以得了權力就是絕對，所謂的槍桿爭出皇權的道理，因此這種「人管」的環境定又必是個嚴酷政體，像赤柬。

換言之，要由一個人或少數人管中國人是行不通的，因為沒有人想活在動物園吧。所以說「中國人一要被人管」的人，所指的必定不是由外人去管，然則由誰去管呢？每個人自己，用自己的良心去管。成語「一毛不拔」的典故正好說明這個道理。這個成語是出自《列子》的《楊朱篇》，全句為「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可治。」引伸出的意義是眾人權益都得到保障的理想社會，理想在於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不必為維護秩序而犧牲任何利益，縱是一毛一髮。然而前題正是在於能夠自覺地尊重別人的權益，所以人只做應份之事，不為謀利而損害別人，亦不會出現因貪圖錢財而在奶粉中加進毒藥、或是在學校建築中偷工減料，因為在利益權益混集的社會環境中，只有在別人的權益得到保障下，自己的生存空間才可得到保證。

所以若然說那個提倡「中國人一定要被人管」的人是奴性不改的話，便過於輕率了，因為他可能正想表達這種以良心管束生活的社會模式，防範自由成了縱慾這個跨種族國籍的生存智慧。可是在為他說項同時，值得懷疑的是一個膚淺至覺得凡是中國製的電視機都會爆炸的人，能否有如此深刻的辯証？

六四精神

蠢蠢欲動的一年
今年2009年是64事件的20周年，中國建國60年，無論是中國政府，抑或是民間份子對此亦非常關注，同時亦為此而蠢蠢欲動，甚至鬧出了打壓人權民運份子、壓抑網路言論、以至香港城市大學懷疑禁止印刷64刊物、香港大學公投等的風波。然而1989年學生為主導的64示威，無論是官方定性為動亂/騷亂，或者是發表訴求的學生運動，其核心也是對當時政府的腐敗作風的不滿，以及對民主社會的嚮往，故此毫無疑問的是場愛國運動。

歷史的抽離下的惡果
可是20年後的今天，當我們高舉平反64標語時，其實我們對64運動的前因與後果有沒有進行連貫性，同時帶有當時政治社會環境的反思？抑或只是進行情緒化的批評？當下大學生，按年齡計在1989年時，不是尚在襁褓，便只是蒙昧孩童，因此當他們大聲呼喊「平反64」時，問題便現，就是他們對64的訊息是從何而來？在內地，64已成為敏感話題，官方封口不述，民間視為忌諱，構成當下學生對64的印象可能只是一幀幀照片：勇敢的學生擋在坦克車前、緊張萬分的學生抬著受傷的同伴、紅著眼的解放軍騎在坦克上橫行；或是一段段倖存者事後的訪問。這些資料的同通點是只從受害的角度描述此事件，而當社會越加開放民主時，難免便對當時的批判越加片面化及情緒化，由此築成的印象只會簡化了的。這好比將64事件從歷史中抽離，變成了一個獨立的事情，這種沒有前因後果的抽離，很容易形成了偏見：解放軍的心狠手辣是因為他們是天生的殺人機器、共產黨的鎮壓就是天生少了良知，這對於研究及討論64問題其實是很危機的，而且亦沒有任何益處。

陽光燦爛與陰霾滿天的交鋒
甚麼是貫徹歷史的前因後果？就是將64事件放回歷史發展中，並撇除當中太多的暨定觀念，盡量還原當時社會模式地去討論此愛國運動。在此環境下理解64問題將看得更澄澈：64除了是專制政權的粗暴與熱血學生的勇氣外，同時是像徵兩種觀念的交鋒，而這歷時10年文化大革命不無關係。

這些學生很多時生於文革中(文化大革命於1976年完結，距1989年約13年，以王丹為例他生於1969年，在64時是20歲)，文革對尚在孩提的他們印象可能只是混亂，如以《動物凶猛》為題材改編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對身在文革之中的小孩其實只是一些「陽光燦爛的日子」，但逐漸成長及教育後，他們目賭的是文革瘋狂催殘後的潦倒，臉如菜色的百姓時和肚滿腸肥的貪官，引發的就是在知識份子的對人文的關懷及熱情，繼而希望透過集會，以反映改革利民的決心。

可是，作為他們抗議的對像即是當時的政府，眼中卻是另一股的陰霾。這些官員很多不是在文革時期慘被批鬥的人，如鄧小平 (鄧小平在文革時期被指為「走資派」而備受打壓，甚至兒子被紅衛兵折磨至殘廢)，就是對是盲目追隨社會大潮流的社會戰士，但無論是何種身份，他們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是切身地走過這一段昏暗的日子。基於文革帶來對群眾糾集的恐懼，會不會亦是導致了當時執政者採取極端態度的決定？文革為當時的社會帶來的兩方面形態：一方面是「陽光燦爛」，另一方則「日月無光」，意識的正面交鋒卻有意無意被淡化，而且鮮有討論。

除了文革外，其實還有很多視點去以分析64事件，如冷戰後的社會意識之爭、專制社會與民主社會的叛亂與公民抗命之辯等。雖知還原當時社會情況，並非為政府的濫殺找籍口，而是希望64問題能夠有更全面的理解與討論。64需要平反，無論是在生還是往生者需要一公道是無需質疑，但是大前提是我們對這件事件有沒有充份的理解，或者我們是不是在追求公義？抑或只是借64從歷史抽取出來，任意詮譯地去實現政治目的，或抽打中國政府的軟肋？

六四精神
64維園晚會的不應只是力竭聲嘶地高呼平反64，也不是只點著燭光年復一年地唱《血染的風釆》，而是要學會並繼承20年前那群手無寸鐵，卻敢擋在子彈坦克，寸步不移的勇氣與胸懷天下胸襟，持著64的精神在社會追求公義公理。

民運領袖王丹說得很正確，我們是需要走出受害者的角色。因為我們追求的不只是一洗冤獄，還我公道，而是去追求一個民主社會而努力不懈20年。64需要繼承的是精神，不是無了期的遺憾。

如果他們都是Laughing哥..

一齣電視劇的卧底Laughing哥的死亡，觸發了形形式式的討論，下至由劇迷自發組成的Facebook悼念團體、迷你遊戲，以至聯署要求改寫結局，改變英雄的犧牲的末路，甚至是以玩笑式地改寫外國新聞報導他的殉職，這一切除了如編劇說「太瘋狂」外，其實背後亦反映了社會上的一些意識形態的改變。

過時的「二分法」
首先是大眾對正邪二分法的摒棄。許多故事內的角色都有很強烈的正邪之辨，如在傳統三國演義的戲劇中，魏王曹操的臉譜線條已繪出其陰險毒辣，像徵忠義的關羽的臉譜則以傳統代表吉祥的紅色繪之。而這種模式除了盛行在東方外，西方故事亦有此傾向，最簡單莫如白雪公主，其後母一登場時已經徹底地顯露了其陰暗面一面，之後的所作作為極盡邪惡，相反屬於正義一方的白馬王子，甫登場已是騎出白色大馬風馳而至。這種二分法讓讀者/ 看倌一目了然地在角色方登場時，已知道誰是奸侫英雄，同時亦暗示了結局時的下場。然而社會卻沒有這一道正邪分界線，更多人為了生活生存而遊走於好人與壞人之間，從網民熱切討論卧底Laughing 哥的故事，亦可見這種二分化亦漸被摒棄，社會更渴望的是媒介能夠表達出更接近社會的「正邪難定分界」的無奈及被動心境。

英雄意識的改變
除此之外，有說Laughing 哥現像反映社會更需要英雄，這個說法未觸及現像的核心。每個社會都有其陰暗面，處於大多數的市民是希望有英雄為他們伸張正義，換個說話就是每個社會都是需要英雄，而這不是一個Laughing 哥現像所帶來的。因此問題核心，是英雄形像的問題。Laughing 哥是一個卧底，一個備受誤解的人，真相大白正指出起初的不義原來是為了成就大義，將壞人一網打盡。由此可引伸，大眾所渴望的不再是由始至終都轟轟烈烈，站在光明處的英雄，而峰迴路轉，帶點令人喜出望外式的英雄。具體說大眾希望為他們帶來種種陰暗的人其實都是 Laughing哥，埋沒良心只是為了將建設更好家園。如果用這種邏輯，社會上的事情便可以一一得到安心的解釋：屢屢出現的醫療問題，如藥物過期、配錯藥、誤診，並不是周局長的疏忽，因為他是透過尋找並發揚醫療制度混亂，好讓建設更完善醫療制度的香港；加煙稅的措施，並不是帶來貧富權利或政策的公平性問題，而是希望將社會分化成不同階級，透過讓大眾意識到分化的害處，從而理解建設融和社會的重要性；一系列的大學生就業計劃，不是為了將大學生標籤為弱勢社群，而是為了告訴社會教育的脫離生活的核心問題，為建設更以人為本的教育模式作鋪路；拆毀喜帖街，只是為了引起公眾對自身文化的關注……

無望中找希望
Laughing哥的英雄模式，其實正是指出了當下社會對現實的無奈感與無力感，故只能將社會不平等現象轉化成假想性的希望，從而說服自己當下的犧牲是有意義的。可是劇中 Laughing哥之死，是不是暗示了我們的犧牲是換取不了社會的公平與公義呢，所以才引起如此的社會迴響？

人間佛教

說起來實在慚愧，聖嚴法師對我來說，從前只是知道他在台海一個弘揚佛教的學問僧，基於對宗教的冷感，向來沒有仔細閱讀法師的著作。第一次接觸法師的作品，是他在登遐後，然而卻感受良多。

宗教釋放

「倡導心靈環保，構建人間淨土」的主張，提出了一個非常根本，卻常被人忽略的問題，就是「宗教是甚麽？」。宗教源自敬畏：敬畏上主、敬畏天命、敬畏鬼神、敬畏無常等，這種皆畏之心皆是爲了讓活在恐懼與未知的先民得到慰藉，好讓他們能夠從信仰中得到活下去的勇氣。反過來說，就是讓人能在苦的世界中愉快生活。可惜，隨時代與政治轉變，宗教的本質漸漸起了變化，先賢教導不再被詮譯爲活得快樂的智慧，而成了生活中種種的禁忌與枷鎖。教條式的興起，使宗教起了根本的轉變，遠離了謀幸福，甚至成了衡突之源。故此，聖嚴的人間淨土，就是將被虛無化的視點，拉回每個人足下的土地；由死後的樂土，退回足下的淨土；將宗教從教條中釋放，回歸了心靈撫慰的層面。

凈土非樂土

更值得玩味的是，法師所主張的是淨土，非樂土。故可推理淨土在老師心中較樂土更重要，更理想。如果從字面定義，淨土是清淨的地方，沒有流著牛乳的河流、沒有黃金的蓮花、沒有漂渺的宮殿，更沒有熙熙攘攘的紛爭與沒完沒了的亢奮。如果形像化起來，像站在開了暖氣的房間，窗外是剛下完大雪的冬天深夜，一片寂靜，與春日繁花競放和仲夏星羅棋佈，更添一份愜意。

心靈的可持續

可是理想世界該如何實現？法師說從心出發，「心靈環保」。「環保」一詞是較現化的辭彙，就是環境保護的全寫。爲甚麽我們要去講環境保護？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們是生活在這個環境中，因此如果環境崩壞，受害的是我們，這是功利上的原因；二是環境之所以受到破壞，是因爲人類的發展，因此在生存生活之余，保護自然，是應該的，道義上的原因。但兩者皆是出於一個前題，就是自然環境幾近崩潰。然則環保，就是在發展與生活中不苛求，與衆生分享這個世界，或說成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所以，如果將環保的概念套進心靈中，得出的就是我們心靈像自然一樣本是富足，心靈患得患得精神疲憊是源自苛索，被欲望所牽。可是人很難沒有欲望，就像社會不能夠不發展，這是關乎到存亡的問題，因此社會要採取可持續發展，在心靈上則需要環保：對欲望要慎思，量力而爲，不求妄想；顧及自身同時，也關心他人，即是傳統中華文化中的惻忍之心，西方則是同理之心 (Sympathy) ，文化縱隔千里，卻其實是同出一心。由心出發，定必勝過繁文節禮，推而廣之，便應是融洽的大同世界。

做不做到，不要問題

但人總有其陰暗面，總是想占多一點吃多一點，這是天性所爲。因此面對理想世界的問題時，我們便不應只著眼於「做到和做不到的問題」，同時考慮「應該與不應該」，須具有超越性，否則我們的標準將越來越低，價值觀念越來越薄弱，社會只會越加敗壞。正是因爲對美麗日出有憧憬，才能驅使我們在添黑中，不怕尖石刺傷手腕、不怕未知的生物的覬覦，一步一步爬上萬仞之壁，期待耀目光茫，不是嗎？

聖嚴法師在佛教中的末法年代，超脫了本身宗教著眼涅盤的局限，著眼當下與未來活著人間苦世的人，致力建立人間淨土，是真正的大師所爲。如今撒手，如期說他是人間濁世中的白蓮花，倒不如說是深秋晚菊，在蕭殺的世道中散發悠然幽香，潤人心脾，更來得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