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回應六四問題的的答案很奇怪,搬上了中國近代發展與安穩的情況,以至香港的發展方面的問題,生硬地迴避了問題,更將問題反彈到香港人的客觀評價之中,先別說其狂妄至自以為代表香港人意見,他的答案無疑已經表露了兩個很嚴重問題——香港角色及歷史的重要。
在曾生的立場,無疑是指香港發展已經黔驢技窮,能茍延而至實是因為得到了祖國的幫助,因此要懂得感恩,不要抽打恩人的軟肋。但問題是香港是否已經去到了一個只能伸手乞求恩惠的乞丐呢?或者,就連地震災區也不忘將悲哀消費一番的中國政府,為甚麼像是良心發現般,為這個光明不再的東方之珠大掏錢包呢?原因之一,因為這是一個相互發進的機制:中國有的是硬資源,如發展空間和資本,缺乏的是軟實力,如管理人材,成熟的運作模式等,恰恰香港經濟疲憊情況下,缺乏的和擁有的正是太極圖一樣回應了中國所擁所欠,因此更緊密合作就是內地供應資源,香港供應技術的互惠關係;更多來港旅遊配額,亦不僅是幫助振興積弱的香港旅遊業,同時間亦是透過內地中產旅遊時的切身感受刺激及提升公民素質。因此,曾生的觀點未免是妄自菲薄同時,神化了中國在香港發展的角色。
其次,歷史之重要是在於其獨立性,同樣亦是其脆弱所在。歷史是不能避免地會滲進政治的色彩,即便如此在有限可能下中我們都是桿衛這一份獨立,因為歷史應就是如實地紀錄過去,而不受權力所影響。如果我們在評價一次坦克屠宰赤手學生問題時,須考慮到往後二十年的安穩太平和祖國給我們的欣慰時,而對劊子手從輕從寬的話,是否意味我們對於日本否認侵華和南京屠殺都應該如此態度呢?不要忘記在戰敗後的日本是曾經參與中國的重建工作,以至在去年的512地震中,日本亦是以第一支外國救援隊伍進入災區,搶救我民。這個問題應該怎樣回應?須知我們客觀地去評價一件事,即便是如何的荒唐、冷血的事實,我們都應如實的記錄和思考,因為我們並不是藉敏感話題,抽打別人的軟肋,而是針對人類的罪惡,是為了如實記載人竟然可以如此冷血和冷漠,繼而尊重受害的人和避免歷史的輪迴。因此,以今日的繁華掩飾昨日的兇殘,並以至作開脫藉口,只不過是充分地將自己的膚淺表露無為。
我相信議員對曾生的質問,並不是為了了解曾生作為個人對歷史事件的觀感,卻是希望知道在面對矛盾處境時,他究竟是為站在中國政府立場,抑或是為港人領袖的角色。他的回答一方面不敢跟主子唱反調,唯有搬出近年的輝煌發展,另一方面卻又不敢與民為敵,便高舉自己和一般香港人價值相同,蒙混過關。不負眾望地告訴了我們他的角色:一個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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